宽容悖论——要保持宽容，就不能宽容不宽容

大家好，我是 Senko。本文将解读“宽容悖论”。

宽容的社会接纳一切想法与主张。可是，如果连“不承认他人自由”这种不宽容的主张也一并接纳，宽容社会本身就可能被从内部摧毁。

那么该排除不宽容吗？可排除这个行为本身，不正是不宽容吗？这个循环式的追问，直指民主社会的根基。

波普尔的警告

1945 年，哲学家卡尔·波普尔在著作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中明确论述了这个悖论。

波普尔的论证是：如果无限扩张宽容、连不宽容者也宽容，不宽容者最终会消灭宽容者。因此，要维持宽容的社会，就必须对不宽容保持不宽容。

可这乍看自相矛盾——为了做一个“宽容的社会”，竟然必须实践“不宽容”。

波普尔展开这一论证的背景，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记忆。这本写于二战刚结束的 1945 年的书，也是对一个切肤之问的回应：“民主社会为什么会败给极权主义？”

历史证明，这个悖论绝非纸上谈兵。

魏玛共和国（一战后的德国）拥有当时欧洲最民主、最宽容的宪法：言论自由、结社自由、普选权都得到广泛承认。

然而，纳粹党正是在这份宽容中合法壮大的。希特勒通过选举夺得权力，用民主的制度废除了民主本身。1933 年的《授权法》经议会多数表决通过——民主以民主的程序完成了自杀。

类似的模式在其他地区也出现过。20 世纪的阿尔及利亚，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民主选举中获胜，“用选举废除民主”一度成为现实的可能。

冷战时期，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围绕共产主义政党的处置争论激烈：该不该允许以颠覆民主为目标的政党参选？允许，等于递上破坏的工具；不允许，又违背民主原则。这正是宽容悖论本身。

针对宽容悖论，不同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。

波普尔本人并没有主张一律禁止不宽容的言论。他的立场是：只有对拒绝理性讨论、企图以暴力贯彻主张的人，限制宽容才是正当的。也就是说，关键不在主张的内容，而在主张的方式。

另一边，美国哲学家约翰·罗尔斯在《正义论》中从另一个角度处理了这个问题。罗尔斯认为：即使是不宽容的团体，只要不直接威胁社会安全，就应当宽容对待；但当宽容社会的制度本身濒临危机时，可以基于自卫的权利限制不宽容。

可以说，波普尔把线画在“方式”上，罗尔斯把线画在“威胁的程度”上。

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普及，这个悖论变得愈发切身。

大型平台（社交网络、视频网站、论坛）每天都在直面宽容悖论：放任仇恨言论和极端主张，被攻击的人群会被赶出平台；删除它们，又会挨“审查”的骂名。

各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，实质上就是对这个悖论的实务性回答。设立完全中立的标准是不可能的，“容许什么、排除什么”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。

仇恨言论的规制因国而异。德国基于纳粹历史，设有煽动民众罪、禁止否认大屠杀等严格规定；美国则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最大限度尊重表达自由，除直接煽动暴力外，仇恨言论在法律上也受保护。

日本 2016 年制定了《仇恨言论消除法》，但那是一部没有罚则的理念法。各国都在摸索各自的平衡点，完美的解决方案尚未出现。

化解这个悖论的一种思路，是不把宽容当作道德“价值”，而是当作“社会契约”。

若宽容是价值，就产生“任何情况下都该宽容”的义务，悖论随之而来。可若把宽容看作社会契约，事情就变了：“加入‘相互尊重自由’契约的人受契约保护；撕毁契约的人，得不到契约的保护。”

在这种理解下，对不宽容者不宽容就不再是悖论——那只是“不给违约者契约的好处”这一理所当然的结论而已。

宽容悖论在实务上的难，收束在一点上：“从哪里开始算不宽容”由谁、按什么去定。

标准的放法，大致有三个方向。

波普尔本人采取的是第二条。他的立场是：不看主张的内容，而看对方肯不肯回应理性的讨论，以此划线。

这条标准的好处在于权力一方不易滥用，因为判断依据的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怎么行事的。

另一方面，它对那种不诉诸暴力却推进社会撕裂的运动就不太起效。近年的讨论，多半是冲着填补这道缝隙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