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，我是 Senko。 本文将解读“可得性启发”。
怕坐飞机的人不少。可如果告诉你，送你去机场的那辆车其实危险得多，你会作何感想？统计上，按移动距离计算的死亡风险，汽车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。即便如此，飞机还是让人更害怕。这份错觉的成因，就是这个偏差。
什么是可得性启发
可得性启发（英文 availability heuristic）指的是越容易从记忆中被想起（可得性越高）的事，越会被高估其实际发生概率的倾向。
所谓启发法，意思是“用来代替严密计算的思考捷径”。本来，要正确知道一件事有多容易发生，需要统计数据。可大脑不做这种麻烦的计算，而是用“能不能一下子想起来”这个省事的标准来顶替。
而“容易想起”这件事，很容易被下面这些因素注水。
- 最近见过（近期的新闻报道过）
- 印象强烈（画面很有冲击力）
- 与自己有关（熟人经历过）
也就是说，越是“常被报道的”“有画面感的”，就越会被误以为发生得比实际频繁。
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实验
这个偏差同样由丹尼尔·卡尼曼与阿莫斯·特沃斯基在 1973 年做了系统化。著名实验之一是下面这个问题。
英语单词中，“以 K 开头的单词”和“第三个字母是 K 的单词”，哪一类更多？
多数参与者回答“以 K 开头的更多”。但实际上，第三个字母是 K 的单词（ask、like、make 等）大约是前者的两倍。
为什么会答错？因为“以 K 开头的单词”很容易想起来，而“第三个字母是 K”在脑中很难检索。容易想起与实际数量本是两码事，大脑却直接把前者当成了“数量多”。
大脑为什么要走捷径
大脑为什么偏要用一条不准确的捷径？这里可以借用卡尼曼在后来的著作中推广的“系统 1 与系统 2”。
系统 1 是快速、自动、无意识的思考，负责一看脸就知道对方心情、母语自动就能听懂这类处理。系统 2 则是缓慢、费力、有意识的思考，负责心算、核对文件之类的处理。
问题在于，系统 2 极其“懒”。查统计数据、算发生概率本是系统 2 的活儿，可大脑会尽量绕开这种高成本处理，用系统 1 的即答（容易想起＝经常发生）打发过去。
而重要的是，这条捷径在远古环境里大体是正确的。生活在几十人小群体中的年代，经常听到看到的事，确实就是经常发生的事。容易想起与发生频率开始脱节，是媒体每天把“远方的稀罕事”送到眼前之后的事。所以这个偏差可以说是为旧环境优化的功能，在信息社会里误动作了。
对死因的估计偏得有多离谱
关于“印象与统计的落差”有多大，有一项用数字说话的经典研究。心理学家利希滕斯坦等人在 1970 年代做过调查，请普通人估计各种死因每年的死亡人数。
结果呈现出清晰的规律。
- 龙卷风、洪水、凶杀这类惹眼、易被报道的死因 → 被大幅高估
- 哮喘、糖尿病、中风这类不起眼、不被报道的死因 → 被大幅低估
比如按当时的数据，死于哮喘的人数是死于龙卷风的好几倍，可多数人却答龙卷风更多。凶杀与自杀之间也是如此，报道量大的凶杀被估得远高于实际。
而这些偏差的方向，与报道量的偏差高度吻合。也就是说，人们自以为在回答死因统计，实际上回答的是“这个死因在新闻里见过多少次”。
你脑中那张风险排序表，也许并不是由统计、而是由报道量排出来的。这项研究用数字把这一点摆到了眼前。
报道造出来的风险感落差
风险感的扭曲是最典型的影响。空难、随机伤人、鲨鱼袭击，这些因为被大肆报道，让人觉得发生得比实际频繁。而不被报道的浴室溺亡、跌倒事故，尽管年死亡人数高得多，却几乎无人警惕。
在美国，9·11 之后有大量人躲开飞机改乘汽车，据估算当年交通事故死亡比往年多出一千五百人以上。恐袭的记忆让人高估了飞机的风险，结果反而做出了更危险的选择。
彩票也靠可得性启发撑着。高额中奖者会被媒体介绍，而没中的几千万人不会被报道。记忆里只有“中了的人”可供调用，中奖概率于是在感受上被注了水。
商业决策中也频频出现。因为“最近有人投诉”而优先级骤然拔高的事项，只以最近的成功案例为依据的投资判断，都是典型的用记忆的新鲜度而非统计来做判断。
社交平台时代被放大的“体感”
谈这个偏差时，一个属于当代的话题是“体感治安”。
许多国家的犯罪统计长期呈下降趋势，可民意调查中觉得“治安变差了”的人却常常占多数。恶性案件的报道越多、案发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传得越广，“最近不太平”的体感就越强。统计上的治安与体感治安甚至会朝相反方向移动。
社交平台的短视频作为放大装置，比电视还要强力。画面越有冲击力越容易被转发，算法又优先推送反应大的内容。从全世界搜罗来的“极少发生的事”，每天在时间线上流过。对可得性启发来说，再没有比这更容易误动作的环境了。
你看到的世界，不是按“频率”排的，而是按“易传播程度”排的。光是知道这个结构，与新闻和社交平台的相处方式就会不一样。
对策是把“容易想起”和“频率”切开
对付可得性启发的办法，说白了就一句：别看印象，看统计。
- 判断风险时，不看报道量，去查“每年的发生件数、死亡人数”
- 觉得“最近老听说”时，分清是真的变多了，还是只是报道变多了
- 做决策时，用拉长期限的数据确认自己有没有被“最近的个案”带着走
尤其有效的是自问一句“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有风险”。如果理由只有“新闻里看到过”，那这份风险感就值得怀疑了。
那是不是干脆别看新闻
与从经验中学习的区别
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学习，在许多场合都有效。问题在于，现代人的“记忆”大半并非来自亲身经验，而是由媒体转来的间接信息构成。根据自己小区里实际发生的事判断治安，属于经验法则；而根据全国新闻里看到的案件判断自己小区的治安，就只是报道量的投影。先区分“这段记忆是我的亲历，还是隔着屏幕的信息”，是第一步。
该怎么和新闻相处
我并不觉得不看更好。新闻在告诉我们“发生了什么”这一点上有价值。要小心的是，试图从新闻里读出“什么事有多容易发生”。报道的机制天然是越稀罕的事越大幅处理，所以作为频率的信息源，它在结构上就不合适。事件从新闻来，频率从统计来。按用途区分信息源才是正解。
不容易想起的风险这个盲点
比起容易想起的惹眼风险，实际危害更大的也许恰恰是这一类：慢性病、家中跌倒、防灾准备不足。进展缓慢的、成不了画面的，因为留不下记忆而被轻视。养成“越是感觉不到可怕的风险，越要去看统计”这种反着来的习惯，才是对这些不起眼的大风险的防备。
相关的认知偏差
容易想起就扭曲判断，这个结构与其他偏差也关系很深。只看得见成功案例的“幸存者偏差”，可以说是可得性启发的近亲；只收集支持自己之材料的“确认偏误”也常与它一同出现。另外，处理检查“容易中”的直觉在统计上会偏离多远的“假阳性悖论”，在思考风险认知时同样是必读的主题。
结语
本文解读了“可得性启发”。
既然大脑会拿“容易想起”去顶替“容易发生”，那么说我们的风险感被媒体的报道量攥在手里，也不为过。害怕惹眼的事故，却死于不起眼的事故——这种本末倒置一点都不好笑。
当你觉得某件事可怕、或者觉得某样东西正在流行时，先停一下，去查查统计。我认为，光是这一个习惯，就能大幅改变判断的精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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